医患矛盾中医院和医生的角色

在社会矛盾尖锐复杂、大众情绪干柴烈火、社会治安屡乱屡治的当下，以所谓“救死扶伤”为己任的人民医院和他们的医生们，也不会在这种环境下独善其身，毕竟医院是社会的一个“分子团”、医生也是社会一份子。医院需要创造自己的“GDP”，医生需要平衡自己的收入差。在集体和个人不断攀升的经济利益驱动下，医院管理层和临床医生们意外地有了一次难得的共识，双方不约而同地做了同一件事：自我“施压”。于是，由院长控制的院方制定出一年更比一年高的经济指标，医生们开出一张更比一张贵的医嘱处方，而病人则承受着一次更比一次重的医疗负担——即使享受着所谓基本医疗保障——这种所谓自我“施压”，正是通过种种难于觉察的方式，名正言顺地分散到患者身上。

有一句人们耳熟能详的口号叫“一切以病人为中心”。我不知道这一口号到底喊了多少年，总之是随处可见。或许病人看了之后，误以为自己可以做一回老爷、并且拥有众多可随时可供使唤的丫环。然而现实又是怎样一种情况呢？“好丫环”谋财、但不害命——算你福大命大，要是不幸碰到一位“坏丫环”，那你就只好自认倒霉了！所以有人说，还不如将这一口号改回“向白求恩同志学习”，或者，改作“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”也行。

理论上讲，付款方与收款方是一对天然的冤家——这与资本家与工人、执政者与大众之间的关系一样别无二致。人们说“防火防盗防政府”，这体现了主人对公仆的不信任。而所谓“有什么别有病”，除了说明人们对健康的关心外，也一定程度反映了人们视医院为畏途。

细节上，医生们普遍缺乏“处置权”的道德感也是不争的事实，如同政府官员普遍缺乏权力的道德感一样，都是中国国情。这在一个信仰虚无的国度——尤其是一个提倡绝对价值的国度，似乎不足为奇。其源头自然可以追朔到单一经济改革带来的拜金主义、“唯物主义”。

对医院的怨言是如此之多，而对医生的不满，也差不多要与公务员持平。生活在这个失去信仰因而无所畏惧、不怕缺德但愁缺钱的年代，大多数国人的精神家园虽然空空荡荡，但非富即贵的欲望却像我们的楼价一样，不管上面如何花样翻新地加强和扩大宣传力度，它就是居高不下。我们每个人都把金钱视作上帝——至少也是上帝的血亲——因为它几乎是万能的。有了它，你既可以使鬼推磨、也可以使鬼停止推磨；既可以叫一个小姐、也可以叫一对小姐......而且,不管哪一种或者哪一方面的价值，衡量它的尺度最终都必须等待金钱的认同。当然，有时候也是否决。

既然金钱具有诸如此类化腐朽为神奇的力量，或者化神奇为腐朽的“暗力量”，不想拥有它和不想大量拥有它的人，一是疯子、二是傻子，正常人是绝不会错过任何一次机会的。为了利益的最大化，无论医院大小、医术高低，在对待病人方面都遵循同一守则：可检查可不检查的，查！可用可不用的天价药品，用！可住可不住院的，住！医生们在行使对病人的“处置权”时，唯一欠缺的就是它的道德感——如同官员丧失权力的道德感一样普遍。金钱的感召力就是如此之大、如此神奇，最终导致处于底层的绝大多数人民在买不起房、读不起书之外、又增加了一条——看不起病。

自我国实行纯一色的改革开放后三十多年间，我们的医生、护士们早已从所谓的“白衣天使”完成了向“白眼狼”的华丽转身，社会评价与全民道德一样，正无可挽回地一路下滑。说底色漏光那还真的是避重就轻，合理的判断应该是穿透底线，僭越伦常。《朱子治家》说“伦常乖舛，立见消亡；德不配位，必有灾秧。”此话现在看来一点也不假，否则何以解释近年来此伏彼起的杀医案？

如今，人民医院需要人民卫士的专职保护，无形中已将“人民”与“医院”一刀两断，并升级为敌我矛盾。这时候，“批评与自我批评”显然已经无济于事了，只好再一次“零容忍”。此三字说出口来算得上斩钉截铁、掷地有声又欢欣鼓舞。但是除此之外，似乎隐喻着令人毛骨悚然的过去——因为照此推理，如今开始的“零容忍”，只能让人联想到从前的“可容忍”——原来今天以前是可以容忍有人冲进医院，在医生、或者护士、或者其它专业的医务人员的要害部位，捅上那么几刀的。

这样说也许会被一些人误会，而且也确有挑字眼之嫌。但自从“零容忍”被高调推出之后，其被使用的概率就越来越高，几乎在所有能“干坏事、做坏人”的领域，都反复强调要所谓“零容忍”，结果却都不理想。

事实上，“违规(广义的)”几乎是所有人都乐意干一番的“事业”，不是想/说“零容忍”就能够“归零”的。所以，我们对此一说法不必太激动。作为健康的守护者，安分守纪的做一个合乎职业操守的医务工作者，铭记希波克拉底誓词，在自己的精神领域有所敬畏，才真正配得上一个“医生”的神圣称谓。否则，一边是自己在干伤天害理的勾当，另一边又抱怨患者素质底下，医患纠纷自然就会层出不穷。而受伤害者，除了当事双方之外，“伤势”更重、“伤情”更复杂、需要更长时间康复的，还是我们的医生和医院。

这里不否认专业医闹的胡作非为，但大多数患者，还是通情达理的。医生们需要反省的是：别把病人逼成歹徒。你要是一个合格的医生，那么最低限度，你也只能制造出一个“合格的歹徒”。而“合格的歹徒”，他至少在你面前，是不会拔刀相向的。因此，如果要深挖医、患矛盾的根源，我们的医院和医生们不妨反躬自问：自己的角色是正面的吗？

人是有情绪、情感和思想的，而且最合理的消解必须是自由释放，这就是思想、言论自由的可贵之处。所以说来说去，送医患纠纷的问题往深里追究，仍然是社会开放度的问题。思想、言论的严格控制，迫使人们寻求在由金钱买来的享受和刺激中获得道义上合法、精神上饱和的满足感——这是极权政治必须付出的代价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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